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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以載道,表裏為一
发布时间:2011年10月30日  浏览量:

【服以載道,表裏為一】

编辑:盘子女人坊全球中式摄影连锁机构-石家庄古装摄影-石家庄婚纱摄影-石家庄写真

由於漢服的興起,並非是在一個已經成型的學科體系指導下出現的,而是伴隨著民族意識的複蘇、傳統意識的回歸、傳統信仰的重建等等多種因素出現的一種社會運動,因此,自其開始,就始終伴隨著思想闡發的議題。數百年的文明沒落,導致漢服者對漢服的認識以及在複興實踐中秉承的思維,與華夏傳統尚有一定距離,遠遠達不到往古聖賢站在天地人之道的角度制禮作樂那樣的高度,亦沒有傳統士大夫對聖賢之道的領悟。漢服,根本不具備古琴、民間技藝那樣的師承關系,所以,早期的漢服提倡者便充當了拓荒者的角色。在這種情形下,對漢服複興的思想闡發和理論體系的構建,實質上是追尋華夏之道的探索過程,而漢服複興要長期開展,缺乏的就是支撐它的體系——學理。

如果說華夏文明是一棵大樹,道、術是樹幹,禮儀、衣冠便是它的枝葉,雖不等同於根本,卻可通於根本。我們要進入傳統的精神世界,具備了放眼全局的文化視野,才能全面的把握住漢服的文化意義,那麼,不妨先解釋一下“華夏文明”四個字的字面含義。

《春秋左傳正義•定公十年》孔穎達疏曰: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;有服章之美謂之華。《尚書正義•舜典》疏曰:經天緯地曰文,臨照四方曰明。

文,通紋,這個字的本意指事物的內在紋路,引申為事物內在的道理。文,又如何是經天緯地的含義呢,它分為天文和人文:這裏天文二字的含義與現代語境中指純科技的天文不同,而是指天地自然內在的道理,人文是人類社會的運行之道,而聖賢體察到了這種道,便用它來教化百姓,以期天下人都合乎道德禮義。故而,《周易》曰:觀乎天文,以察時變,觀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。用體察到的合乎天道立足人道的文,來化成天下,就叫做“文化”,這種立足於道而弘揚道的文化四方的精神,就像日月臨照四方一樣,叫做“明”。

“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;有服章之美謂之華”,是一句被同道引用過無數次的話。為何中國的文明精神,行之於衣冠禮儀,才是華夏呢?弘揚大道,空口談論道德仁義發揮不了多少實際作用,需要用具體的器物來承載它,才能變得直觀,才能植根於社會現實,而後形成人們樂於接受的活生生的文化形態。

《周易》曰:黃帝、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。衣冠在其本源上,是上古聖王用以化成天下的器物,寓有人之為人的美好德行;禮儀是其運用的治術,冠、婚、喪、祭等各種禮儀承載著道德勸導的功能。

衣冠禮儀是用來承載大道的。漢服,僅僅是一層表皮嗎?把漢服視為一種表層現象,去爭論它與文化內涵的關系,更有甚者,為漢服與內涵誰更重要爭吵不休,這只能說是不了解漢服的表現。

【漢服三義之新解】

根據漢服複興運動數年來的發展脈絡,筆者曾提出漢服群體大致形成了三個流派,即重視民族性者、傾向禮儀風俗者和展現服飾美感者,他們分別對應的是漢服的三種特點——民族、禮俗、審美。在拙作已有相關論述,讀者可查看。本文這一部分是對三義做出的更深廣的闡發。

將這三種特點置於漢服所處的禮學中思考,逆向推理它所本的文明精神,有助於我們超越無謂的派系紛爭,獲取廣闊的視野。荀子在其著作《禮論》中提出過“禮有三本”的思想,具體解釋如下:

禮有三本:天地者,生之本也;先祖者,類之本也;君師者,治之本也。無天地,惡生?無先祖,惡出?無君師,惡治?三者偏亡,焉無安人。故禮,上事天,下事地,尊先祖而隆君師。是禮之三本也。

禮有三個根本:天地是化生文明的根本,祖先是民族延續的根本,君政先師是社會治理的根本。沒有天地,文明如何化生?沒有祖先,民族從哪裏產生?沒有君政先師之道,怎麼能使社會井然有序?這三樣即使部分地缺失了,也不會有安寧的人民。所以禮,上事奉天,下事奉地,尊重祖先而推崇君師之道。這是禮的三個根本。

一、天地者,生之本也。漢服的服制、美感乃至其道義內涵化自於天地。人乃天地化育而出,人類文明也化自於天地,人的審美感受和德行踐履來自於對天地的理解。
1、服制:圓袂以應規,交領以應矩,闊袖交領取法於先民天圓地方的觀念,漢服的紋飾、色彩也均是取法自然的。
2、美感:由於華夏傳統天人合一的基本理路,人們的審美觀念也由此而來,容易對符合天地自然的事物產生美的感受。漢服的這種美感,是吸引很多人認同它的重要原因。
3、道義:天圓地方的認知,並不是一種古老的錯覺,我們並不只因它是傳統的才尊重它。《禮記•深衣》對圓袂、交領和後背垂直中縫這樣解釋:“規者,行舉手以為容。負繩抱方者,以直其政,方其義也。故《易》曰:《坤》六二之動,直以方也。”可見,漢服化自於天地的結構裏,也包含著人們應當踐履本於天地之道的道德。外圓而內方,圓潤而剛強,方正而厚重,漢服所載之道也。

二、君師者,治之本也。聖賢制禮,以安天下。聖賢體察到了天地人的大道,為了弘揚之,便以衣冠承載道的器物,以禮儀為弘揚道的方法。衣冠整,而禮儀齊,人們了解並認同了衣冠,才能體悟到禮儀本於人情、整飭人際與和合天人的作用。

三、先祖者,類之本也。禮學三本的這一本是類別之本,體現在漢服方面則是指漢服具有的民族性。
1、本於民族:在漢服複興的曆史中,民族性始終扮演了較為重要的角色,對於很多同道來說,可謂是他們投身於漢服事業的原動力。
2、進於文化:漢服連同它背後深厚的曆史文化積澱,通過禮儀的方式,將文化傳承與個體的生命曆程融合為一體。漢服,是漢人的第二層皮膚,它給與了我們特有的儀表舉止,框定了我們與其他族群的區別。
3、達於博遠:古人講華夷之辯,乃是認為華夏為有道德禮義的文明人,夷狄是道德禮儀教化之外的野蠻人,華夏是高於夷狄的天道化成之民,天生擔負著弘揚大道教化萬族的使命,而非與其他族群同一性質的民族。我們之所以將華夷之辯錯誤的理解為民族主義,是因為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傳入中國時,中國已經沒有道化天下的恢弘氣度,華夏已不存在,中國淪為蒼白的地理和政治概念,漢人只是與滿人、蒙古人等並列的民族了。

對民族性的承認,並不意味著否定漢文明的普世價值,對普世價值的弘揚,也並不意味著否定漢人的民族性。不同的族群創造了不同的文化,各種文化都打上了原創族群的烙印,世界上不存在沒有民族性的文化。譬如佛教,傳入中國近兩千年,大量吸收了儒家與道家的理論,演化為漢傳佛教,但是仍然保留著果報、輪回之類的印度色彩。又如基督教,即便現在成為世界性宗教,也仍然延續原創者猶太人的一神教意識和人類原罪的教義。同樣,也不存在沒有文化內涵的民族性,一個沒有人文精神的民族長久立足於世,它的民族性也就無從談起。我們談起某種文化的時候,必然意味著含有民族性的一面,而談起民族性的時候,也必然指向某種相應的文化精神。

華夏複興,本於民族,進於文化,達於博遠,再現華夏雄渾而恢弘的泱泱宗風。

【漢服三義之關系】

     在敝人之前的論述中,漢服三義只是就漢服審美、民族和禮俗的屬性做出的解釋,闡述了漢服複興需要兼重三者,但未闡述為何要兼重,以及兼重三者需要站在何種角度。為解答部分同道的詢問,敝人對漢服三義進一步闡發,轉為立足於天地人之道,由華夏之本闡釋漢服的義理。

“天地者,生之本”。這一義,指漢服取法於天地的服制、美感和道德。天圓,是說人的行動如天一樣圓通而不失剛強;地方,是說人的德行如大地一樣厚重而能承載萬物。故《易傳》曰:天行健,君子以自強不息;地勢坤,君子以厚德載物。天圓地方,圓通而方正,非幾何意義上的圓與方。此為漢服的天地之道。

“君師者,治之本也”。這一義,指聖王先師以衣冠禮儀作為治世的方法。此為漢服的人之道。

“先祖者,類之本也”。這一義,立足於民族,而延展為民族文化,進一步達於華夏文化的理想。漢人的民族意識,在道義層面上說,是捍衛道義之化的文明之地。華夏文明,立足於民族而高於民族。《春秋》異內外經義:內中國而外諸夏,內諸夏而外夷狄,修己及人,由近及遠,終極理想是治近太平。自己不正,則無法正他人。立足於本族,放眼於世界,是王者布政施教的開端。華夏是務實的文明,將人們帶入鬱鬱人文的世界,而非虛幻的宗教彼岸世界,它的終極理想,就是天地人之道在人類社會現實中的實現。

“類之本”一義,實質上起著勾連天地之道與人道的作用。

天地人三道,上為天,下為地,中間為人,而以“類之本”勾連三者,三橫一豎,便是一個“王”字。參通天地人之道,華夏王道也。

王者,往也,天下所歸往也。《春秋繁露》曰:“古之造文者,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。三者,天、地、人也,而參通之者,王也。”古代的造字者,把三橫加上連同的一豎叫做王,是為了解釋王者就是參通天地人三者的人。上古有參通天地人三者的,成為了聖王,而秉承天地人合一的文明精神,便是尊崇王道。

由此我們得知,漢服三義是天地人之道在漢服文化中的體現,兼重漢服三義便是踐履天地人合一的華夏精神,這種精神就是王道①。

然而,天道高遠難求,非人人所能及,地道厚重宏闊,常人亦有難度。我們只得一步一步來,從踐履人道(漢服的禮俗)開始,兼重地道(厚德可載物),遙望天道(傳統信仰),不忘勾連三者的類之本(民族性)。“王”字去掉代表天的上面一橫,縮短代表地的下面一橫,成為“士” ②字,士道是王道的一部分,是小的王道。也就是說,能兼重漢服三義,最基本的要求是具備士人的品格。

     民族、禮俗與審美三特征本是漢服內在的屬性,因受制於客觀環境,人們看到不同側面,故而形成了更重視某一特點的流派。他們執其一端論其所長使漢服複興出現不同的路線,隨著時間的推移,也不可避免的遇到瓶頸,幾年來的漢服複興實踐已表明單純的路線漸次遭遇寒潮。《尚書•武成》曰:不偏不黨,王道蕩蕩;不黨不偏,王道平平。只有不偏頗於任何一面,兼重總體,取乎其中,才能合乎王道。

【漢服之學的三形態】

漢服研究主要分為三種:
1、思想類或者說思辨類,對應著義理之學,修道之學,是聖學立身成教的根本,為漢服複興所本之道;
2、禮儀風俗類,對應著禮俗之學,踐履之學,是聖學經略天下的治術,為漢服複興所行之術;
3、服制考據類,對應著考據之學,器物之學,是聖學化民成俗的器物,為漢服複興所用之器。

聖賢以衣冠禮儀化民成俗,而文德行於天下。衣冠,乃其所用之器物,禮儀,乃其所用之治術。如何用此器、此術?這需要站在華夏之道角度的義理闡發,有此道,衣冠方為合道之器,禮儀方為合道之術。

道,是漢服的理論思辨之學;器,是漢服的考據制作之學;術,是漢服的禮俗實踐之學。漢服研究中的思想闡發、服制考據、禮俗實踐,分別對應漢服文化的道、器、術三個層面。

只拘泥於思想探索的義理之學,知道了漢服的道而不熟知其器物,道也無法推行,難免流於清談。只迷戀於服制研究的考據之學,詳察漢服的器物層面而不通其道,難免停留於純學術研究,而無法使漢服成為活文化,甚至出現反對漢服的考據者。形而上者之謂道,形而下者之謂器。道、器兩方面兼重,而以術行之(禮俗實踐),共同組成了漢服複興的基本脈絡。

漢服三義的任何一義,都本於道,用於術,形於器。道、器、術三者備,漢服之學便可通達無礙了。

【後記:大道立,理論廢】

由漢服三義,進於禮之三本,再進於王道,並不只是思想的推理,而是心靈體悟的呈現。理論體現的追尋事物內在規律的過程,是理性思維的延展,它只是一個過程,而非終極。老子曰:“為學日益,為道日損,損之又損,以至於無,無為而無不為。”思想是有終極的,這個終極就是進乎道境,而後據道以言德,探索思想的理論思辨便轉化為本於大道的義理闡釋。

國人思維西化已深,思想議題往往帶有很濃的邏輯論證式的西學特點,而中國學問是心靈體悟式的。走出西式學術論證的理路,完成向中國學問心靈體悟的蛻變,才能由思想進乎修為,擺脫繁雜的概念糾纏,進乎道境。如果只迷戀於理性推理,思想議題會變得越來越複雜,直到自己無法駕馭。

故而,大道立,理論廢。義理之學立,則漢服複興所本之思想合乎大道,理論探索可告一段落。“返諸本,求諸己”,將所追尋之道化入實踐中,力行可以近乎仁,士人的修為便是踐履濟世的情懷而獲得心靈的證悟。

注:
①,王道並不等同於儒家,對王道采取同樣解釋的也有黃老道家經典《黃帝四經》。
②,典籍中並未如此解釋過“士”與士道,筆者只是借助字形闡釋其中含義。

齊魯風,撰於己醜年八月二十三日夜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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